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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用“例”阐释法律

阅读数:2346 留言数:0  发布时间:2015/1/13 15:35:27

在我国,案例的运用至少有两千多年了。在对个案的法律条文适用中,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法条有限,情罪无穷这一矛盾,更有情轻法重,法重情轻的疑难处理。因此,举例说明便成了法律解释的有效方法。

  据出土简牍与正史文献可知,历代用各有渊源,彼此传承。秦代有廷行事,汉代有决事比”;自两晋隋唐以降,有故事”“”“”;宋有指挥”“断例”;明清有条例”“事例”“则例”“通行”“成案等。如此繁多的史实名目,会使某些法律人联想到近代以来西法东渐的英美判例法

  两千多年来中国成文法典的法律传统,古今皆然。而英美判例法特点,非其以例断案,而是遵循先例原则,成为法律体系形成的渊源。普通法(形象地称为判例法)犹如一桶水,其中的成文法与衡平法不过是投入水桶中的石头与木头,或沉入水中占有一席之地,导致水位上升,或浮于水上,导致水面的平衡,但水仍旧是主体。而中国历来以法典法为主体,前述历代之,犹如水入石缝之中,不过是依附其间,弥合缝隙而已。那种所谓传统中国有着混合法的传统———成文法典法十英美判例法的说辞,一如学界一度成为笑谈的中国古代也有英国式的文官制度,因为中国古代官制中分文官”“武官。此类错误,既成因于对判例法概念的混淆与误解,也缘于对中国传统所谓的主观想象。有此误解,或许与西方强势文化以及两百年来国人受压迫的心理阴影不无关系。我们总不愿意承认不如人,更热衷于人有我也有

  及至明清时期,并非案例,已是高度抽象条文化(而非案件故事叙述式)的表达。与律典密切相关的条例则更是如此。以清代为例,乾隆五年完成的《大清律例》,代表了传统中国帝制时期的基本律例关系。形成了以为宗,例以辅律,间用通行”“成案的体例传统。要说后世传承最相类似者,或许是民国时期六法全书判例解释例体系。

  有清一代,至乾隆朝,定法律五年一小修,十年一大修。律文高度稳定,甚少大的改动,条例则随时增删,以补律文之不足;而条例又多缘于因疑难、典型的个案而提炼形成的通行成案。彼此的关系,简而言之:先有成案,成案多因疑难、典型个案,逐级上报审转至中央刑部,针对适用法律中的争议问题,会同有关法司部门,拟具意见(时称说帖”),呈送皇帝审定;如获皇帝批准(多是采纳刑部说帖意见),此即为成案,但是成案”“概不准混行牵引。如果在以后的案件审理中,有引用成案为适用法律依据者,则需上报至刑部,刑部再经过皇帝核准,此即为通行。如通行之本意,而获得一般的法律效力。如果某一通行施行有年,影响显著、稳定,下次修例时,多会成为新例的直接渊源。

  至此,似乎颇能满足今人完善法治的思维逻辑:法律愈多、越具体、越细密愈好。而古人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:“法深无善治。秦汉以降,正史中对繁法之治,便多有批判,《汉书》中指斥秦律是繁于秋荼,密如凝脂”;至东汉,批评繁多的汉律已是文书盈于几阁,典者不能遍睹。唐宋以降,这一观念一以贯之。南宋时陈亮提出了法深无善治的观点。因此,直到明清,律例关系始终遵循法所不载,然后用例的原则。但现实往往已是有例可援,无法可守,结果是因缘为市,用法轻重在人,为时人所诟病。而今,那些积极提出立法建议的法律人,所欠缺的也许是常识与对法律制度设计的负面评估。

  先秦时期的老子曾言法令滋彰,盗贼多有。古人用法的经验始终告诫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:“非不能也,是不为也。因为法网恢恢的关键在而不漏,谁说这仅仅是句俗语呢?

  (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)

  (原标题:中国古代用阐释法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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